毛主席看问题特别透彻，文艺界的问题很多，他一下子就抓住了关键。
毛泽东去延安了解文艺界的情况，见了很多文艺朋友。他花了 lots 的时间和萧军、欧阳山、草明、艾青、舒群、刘白羽、何其芳、丁玲、罗烽等人讨论，还请他们帮忙收集文艺界的意见。毛泽东认真仔细和真诚的态度，让很多文艺人士都很敬重和信任他。
1940年6月，萧军第二次来到了延安。他主动去找了毛泽东，之后便经常与毛泽东交往。1941年7月，因为工作上的问题，萧军想离开延安。临走前，他去见了毛泽东，并向他辞行。萧军晚年回忆说：“我去见毛主席，问他为什么要离开延安，他问我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，希望我坦诚地告诉他。见他那么真诚和热情，我就把一些不开心的事情都说了出来。毛主席听了，一方面安慰我，承认延安确实有一些缺点，另一方面也鼓励我要及时反映问题，帮助改进。同时，他还劝我不要想得太绝对，要有耐心，注意处理好人际关系。”
在筹备文艺座谈会期间，毛泽东和萧军的交流变得更加频繁。根据《毛泽东年谱》的记载，1942年4月4日，毛泽东给萧军写信说：“你的来信和附件我已经看过了，并且转给了几位同志，感谢你的善意。”当时，萧军受毛泽东之托，陆续将收集到的文艺界情况材料交给毛泽东。4月7日，毛泽东写信邀请萧军当天下午或晚上来谈，萧军应约而至。他们连续两天讨论了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等问题。4月13日，毛泽东分别给萧军、欧阳山和草明、舒群写信，请他们帮忙搜集文艺界的反对意见。4月27日，毛泽东再次给萧军写信：“计划在周六开会，请你稍等一下再出发，开完会你就可以走了。会前我还想和你再谈一次，不知你是否有空？我会派人来接你。《文艺月报》1到14期我已经收到了，谢谢你！”
1987年5月11日，萧军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了一篇文章，名为《难忘的延安岁月——读〈延安文艺运动纪盛〉随想》。文章中提到，5月23日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大会，毛主席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，这就是著名的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。这篇讲话明确了抗日战争期间党的文艺政策，解决了文艺界存在的诸多问题，理顺了文艺与政治、文艺与群众、创作源头与成果、普及与提高、赞美光明与揭露黑暗、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、爱与恨之间的关系。毛主席的见解深刻，一下子就抓住了文艺界的核心问题。事实证明，自那以后，大家都按照《讲话》的精神去实践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和显著的成就。
1936年的秋天，著名作家丁玲因为作品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而闻名，她从南京逃离，在同年11月到达陕北，受到了包括毛泽东、周恩来在内的多位领导人的热烈欢迎。之后，她成为延安文学界的重要人物，积极参与文学创作，并与毛泽东有了不少交往。1941年10月，丁玲发表文章《我们需要杂文》，这篇文章引发了关于揭露社会阴暗面的争论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。1942年3月，她的文章《三八节有感》更是引来众多批评，尤其是来自前线将领如贺龙等人的强烈批评。同年4月初，在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，毛泽东对《三八节有感》表示了肯定。丁玲晚年时曾说：“毛主席的肯定保了我，我一直感激他。”
1982年3月8日，为了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40周年，丁玲写了一篇文章。在文章中，她提到了《我们需要杂文》这篇文章，说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提到许多重要的问题，包括写光明和写黑暗的问题。毛主席对每个问题都讲得很透彻，她觉得这些话既亲切又中肯。对于《三八节有感》，丁玲表示，40年后再读这篇文章，她认为里面确实存在一些错误。毛主席曾对她说，内部批评时，要先指出对方的优点，再提不足，这样对方更容易接受。这句话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她一直铭记在心。丁玲还提到，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和作家的成长，甚至影响到了海外和未来。每回想起这些，她的心都会受到很大的震动。特别是在她经历逆境的20多年里，《讲话》给了她最大的力量和信心。
艾青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后，积极投身于延安整风运动。他说，在这次经历中，不仅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提升，文艺创作上也有了很大改变。
岁月流转，艾青在晚年时感慨道：“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国家和我个人都经历了太多风雨，变化太大，很多事都已经变得模糊不清。然而，《讲话》里的一些核心理念却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，难以忘怀。比如‘面向工农兵’……”
来到这里，我感到非常震撼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2021年8月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了一篇文章，题目是《用延安精神滋养初心淬炼灵魂》。文章中提到：“延安的城门总是敞开着，每天都有满怀希望的年轻人，背着行囊，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。”诗人何其芳这样描述1938年的延安，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和充满活力。
这段话讲述的是何其芳在1938年8月离开成都前往延安的经历。原本计划只待两个月，写一篇关于八路军抗战的文章后就返回成都继续教书。然而，延安的新生活让他留了下来，更让他惊喜的是，不久便见到了毛泽东。这次会面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四十多年后，何其芳依然清楚记得那次见面的情景：“毛主席穿着蓝色的衣服，坐在一张没有上漆的小长桌上。我们坐在他对面。桌子和窗户垂直摆放。墙上贴满了旧报纸。我们是从外面一间窑洞式的房间进入他办公的地方。就像他1938年的照片一样，他看起来有些瘦，但非常健康，充满活力，黑色的眉毛下，眼睛明亮有神。……尽管那时我还是个新兵，但就像战士一样，立正敬礼，等待我们伟大的领袖指示，准备全力以赴完成任务。”
在延安，何其芳每天都会被发生的事情感动。就像他在1940年写的文章《一个平常的故事——答中国青年社的问题：你是怎样来延安的？》中所说：“到这里，我充满了感动和印象。我觉得应该批评的是我自己，而不是这里正在进行的伟大改革。我举手致敬，写下了《我歌唱延安》。”
新中国成立后，何其芳担任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。1959年，毛泽东提出要编一本《不怕鬼的故事》，何其芳负责了这本书的编写。基本编写完成后，毛泽东让他写一篇序文。1961年初，毛泽东请何其芳到中南海修改序文。毛泽东说，他加了一段，使序文更符合当前的形势。毛泽东所说的“当前的形势”是指1959年春天，帝国主义国家、各国反动派和某个超级大国联合起来，对新中国发起的一场反华浪潮。他还对何其芳说：“你这篇文章原本的政治性很强，我再帮你加强一些。我把不怕鬼的故事当作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。”何其芳回忆说：“我们伟大的领袖对一个感到自己有弱点、缺乏信心的干部的鼓励，真是非常感人的。”
何其芳于1977年7月去世。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抱病完成了最后一部作品——《毛泽东之歌》。这部回忆录在他去世后，作为遗作在《人民文学》1977年第9期上首发。他在开篇写道：“我感到特别惭愧，也特别遗憾的是，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在世的时候，我没有写出一篇《毛泽东之歌》。我一直在想着、构思这个题目，梦想能够写出这样的诗。”写到瞻仰毛主席遗容时，他说：“我痛哭失声了。我哭得不能停止了。”“我看到毛主席的遗容，立刻就想起和他见面的情景，他多次接见我的情景。而以后，我再也看不到他的笑貌了，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，再也不能从他那里受到新的教育了。”他在最后一部分写道：“我想起过去同伟大的领袖和导师见面的情景，多次见面的情景，历历如在眼前。这些情景多么动人，多么深深地铭刻在我心里，多么重要、多么丰富、多么强有力地教育了我！”
1938年初春，当时在北京文学圈里有些名气的刘白羽决定前往延安，并在同年12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。他曾深情回忆说：“我还记得，当我还是二十出头的年纪，带着一身尘土和一颗真诚的心，走过黄河边的冰天雪地，第一次踏上那条坎坷的小路，见到延安的那一刻，我泪流满面。那是从黑暗中迎来曙光的激动泪水。是的，我们庄严而充满斗争的道路就从这里开始了。”
刘白羽怎么也没想到，他到延安的第三天就见到了毛泽东。他晚年回忆说：“我永远记得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情景：我们站在门口等他，看到毛主席戴着灰布八角帽，穿着灰布军装，脚踏粗布鞋，沿着挤满了人的延安中心石板路，米兰app官网大步向我们走来。毛主席面色清瘦，眼神深邃。我与他握手时，觉得他的手既大又温暖。想到这是指挥过万里长征的那双手，我的心情十分激动。然而，毛主席却显得非常谦逊，平易近人。当我们围坐在一起时，他的笑容和慈祥的目光让人感到无比亲切，让人想要倾诉心声。毛主席还问我想做什么工作，我说希望能去敌后游击区。”
让刘白羽深深感动的是，毛主席一直惦记着他内心的一个愿望。1939年5月的一个夜晚，毛主席特意把他叫过去，告诉他有个难得的机会：可以去敌后游击区，陪同美国总统特使卡尔逊访问华北的抗日根据地。刘白羽在晚年回忆这件事时说：“刚开始认识毛主席的时候，我只是觉得特别荣幸，但后来越想越觉得，毛主席对我的教导不仅是关心，更是无产阶级领袖对年轻人的深切爱护、培养和信任。毛主席让我这个年轻无知的小伙子，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。”
1940年，刘白羽回到延安，担任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党支部书记。每当觉得工作特别难做时，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向毛泽东诉苦。在一个深夜，他鼓起勇气跑到杨家岭去找毛泽东。毛泽东耐心听完他的倾诉后，对他说：“是啊，工作中难免会有困难，有时候甚至很艰难，还可能不被理解。在我们党内，有时候也会有委屈，甚至受到冤枉……”接着，毛泽东跟他讲起了革命历程的曲折和艰辛：“在中央苏区的时候，王明路线打击了很多干部，有些人被撤职，只能当普通战士，可这些同志在长征途中爬雪山、过草地，依然坚定地跟着党，坚持革命。”刘白羽回忆说，离开毛主席住的窑洞时，他望着西北高原美丽的夜空，满天的星星好像都离他很近。几十年来，每遇到困难，他都会想起毛主席的教导。他知道，当时毛主席不仅教会他如何工作和学习，更重要的是教会他如何投身革命。
2002年，80多岁的刘白羽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了《为历史作证》一文。文章里，他深情地说：“我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前后还活着的、还能动笔的人。我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，为这段历史作证。”
{jz:field.toptypename/}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严文井在1937年推出了自己的首部散文集《山寺暮》。次年5月，他前往延安，进入抗日军政大学深造，并在同年7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。1939年，他在鲁艺文学系担任教职。延安的岁月让他深感“从早晨到晚上，青年们的歌声充满了山谷和河流”。然而，最让他难忘的是与毛泽东的交谈。
2005年，著名作家严文井离世。在严文井去世一周年时，一位中国作协的负责人写了一篇文章，回忆他与严文井的交往。文中提到严文井曾说过这样两段话：“我从毛主席的窑洞出来时，天已经黑了。我顶着星光往自己的窑洞走，你猜我心里在想什么？———要知道，那时候的我，刚从白区来到延安，是个有点名气的作家，自视甚高。可当我回想和毛主席相处的那些场景，我内心不禁感叹：这个人啊，要是他让我为他去牺牲，我都愿意！”“那天，毛主席没讲一句马列主义的理论，说的都是天文地理、人情世故。他就像一本百科全书，什么都知道，但从来不把马列挂在嘴边。可后来仔细一想，他说的那些其实都是马列主义的道理，只是他把马列主义融进了中国的实际情况。从那时起，我就认定，跟着他干革命，革命肯定有希望，中国肯定有希望！”
我搬了个小板凳坐到前排，离毛主席很近。
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不久，毛泽东在5月30日到延安鲁艺球场对全校师生讲话。他说：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，但还有一个大鲁艺，你们要到大鲁艺去学习，到工农兵群众中去。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的生活和斗争。要把小鲁艺和大鲁艺结合起来。
张庚最初认为，鲁艺戏剧工作的重点是艺术教育，主要目标是提升水平，参考的作品多是外国的名剧。他当时觉得普及和提高是两码事，在延安要做到两者兼顾是不可能的。
张庚在听了毛泽东关于“提高和普及应当在程度上分开又密切联系”的讲话后，终于明白：“毛主席以前（指文艺座谈会之前）曾告诉我们，提高与普及要在本质上分开，但在实践中却强调了分开。我们过去虽然也提到了联系，但实际上并没有正确地建立起提高与普及之间的关系。”
贺敬之回忆说，《白毛女》剧本的创作过程中，他在鲁艺球场上坐小马扎时，距离毛主席很近。2021年12月，他在接受采访时提到，毛主席的讲话让他对“人民的文艺”和“革命的文艺”有了深刻的理解，特别是“文艺为谁服务”这个问题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后来深入群众生活后，他仅用一天时间就写出了广为人知的《南泥湾》歌词，这首歌不仅鼓舞了抗战时期的军民士气，至今仍在传唱。
被尊称为“漫画界的国宝”的华君武，在1933年到上海深造时开始了他的漫画生涯。在抗日战争爆发初期，他阅读了《西行漫记》，深受启发，心中充满了对延安的向往。因此，他在1938年8月前往延安，进入了陕北公学深造，并在后来成为了延安鲁艺的一名教师，同时还担任美术部党支部的书记。
华君武在去延安之前，已经在漫画界有点名气了。但是没过多久，他就发现延安的老乡们看墙报时，总是跳过他的漫画。华君武回忆说，有一次，他们偷偷地远远地看着老百姓对墙报有什么反应。结果发现，人们看了别的东西还会看一眼，但一看到漫画就不再看了，转身就走了。他一时想不通这是为什么。
1942年2月，华君武和其他两位漫画家在延安举办了一场讽刺画展，画展的内容是对他们队伍中的人进行讽刺。当时毛泽东正在调研文艺界的情况，有一天也特地来看了。华君武当天值班，便请毛泽东提出意见，毛泽东只说了句：“漫画要发展。”华君武听了这句话，一直不太明白其中的意思，也不好意思多问。直到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，听了毛泽东的讲话，并经过几次讨论后，他才有所领悟。华君武后来曾说：“现在看来，当时的漫画确实存在问题。”“我觉得我的漫画有两个问题：一是把问题夸大了，有些片面；二是当时民族矛盾如此尖锐，在抗战时期为什么还要画这些呢？那个时候应该强调一致抗日。”
那年八月，毛泽东在枣园邀请了办画展的华君武等三位画家，深入讨论了漫画的发展方向。他从几天前《解放日报》上华君武的一幅漫画开始谈起，指出批评延安植树工作可以，但讽刺需谨慎使用。“要区分是整体问题还是局部问题，是普遍现象还是个别情况。”华君武后来回忆，多年来，他都是按照毛主席提出的“个别与一般，局部与全局”的观点来创作漫画的。
从那以后，华君武开始深入学习普通百姓的语言，用大家熟悉的内容作为漫画题材，他的作品因此有了显著的进步，甚至有人称他的漫画“胜过千军万马”。对于很多不识字的农民来说，他的画作比社论更有影响力。在解放战争期间，华君武用画笔成功刻画了蒋介石的形象。由于这一形象太过深入人心，哈尔滨的国民党特务组织竟然将他列入了暗杀名单，罪名是“污蔑领袖”。他的作品《磨好刀再杀》，揭露了蒋介石假和谈、真备战的真面目，成为了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，在中国漫画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。
华君武直到90岁还在坚持创作，他的作品深受大家喜爱。晚年时，华君武感慨地说：“我在上海画的漫画，主要是给知识分子看的。但后来到延安后发现，老百姓不太喜欢这种画风，这就需要改变。毛主席说过，要深入生活，这也是我后来一直追求的方向。如果没有这些转变，我的漫画也不会有今天。”他还提到：“毛主席的《讲话》让我对世界观有了重大转变。从那时起，我开始有意识地让漫画为人民服务，为工农兵服务，能让他们喜欢是我最大的荣誉。”“如果没有去延安，没有党的教育，没有毛主席的指引，也就没有我的漫画，没有现在的我。这一点我感受很深，虽然说得有点老套，但还是要强调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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